烟草事业如日天中天，没有给褚时健带来财富，却让他身陷囹圄；出狱后，深居哀牢山中，种橙九载，上世纪“烟王”于耄耋之年成为亿万富翁。
从云南玉溪前往嘎酒镇的新公路被一根路障生生拦住，两上月前，下雨导致地基塌方，至今禁止通行，我们汽车不是已选择土路进山，路的一边是山崖，树木葱郁，山下偶尔能看到成片的甘蔗田、零星的香蕉和小块的梯田。在日光下，蓄着水的梯田折射出忽明忽暗的光泽，这是哀牢山脉的一段，上世纪的“烟王”褚时健这些年就在这大山深处埋首创办属于自己的事业。这次他没有制烟，而是种橙。制烟曾经让褚时健的事业如日中天，但并没有给他来财富；而种橙却让85岁的他成为亿万富翁。
“心理不平衡”
如果不是1999年的那场“世纪审判”，这位昔日赫赫有名的“中国烟草大王”，现在一定是在某处颐养天年，而不会如此高龄还在玉溪市和山中果园间两头牵走。
1979年，10月，褚时健
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，此后18年间，褚时健
带领团队将这个陷入亏损的小烟厂打造成亚洲最大的烟厂，为国家创造利税务991亿元，在他得意的时候，求他写条子批烟的人络绎不绝，在退休前，由于“经济问题” 褚时健
锒铛入狱，并在1999年被叛无期徒刑。那时他已经71岁，此前，他的妻子和儿女也被警方控制调查，女儿在扣押期间自杀。彼时，作为云南红塔集团的一把手，褚时健
的工资水平仅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，18年的工资收入总共不过60多万元，“富庙里穷方”身陷囹圄，在当是成为一件让人瞩目的大事，讥讽者有之，叹息都有之，而为之抱不平者亦不乏其人。后来褚时健因获减刊为17年，又罹患糖尿病，于2002年得以保外就医，从此在哀牢山种橙至今。
在山中转了一个多小时，我们终于到了嘎酒镇。这是一个以傣族为主要居民的小镇，一条小河将小镇剖也两半，由于是科天，一节一节阶梯状的河床裸露出来，当地人对桥上的我们说，这不是河，在雨季，山洪暴发的时候，用来泄用的，如果没有这个，腰街早就被泥石流冲走了，山里的农民遇到泥石流就比较麻烦，有的连房舍都被毁掉了，不过，带着一双手跑到山里种橙子，日子变得好过了。
“是给褚时健种橙子吗”我们问，当地人点点头，“褚时健供住的地方。”
在山里走了近半小时，车终于驶入一个布满橙树的山头，空气中飘着淡淡肥料的臭味，经过一座厂房建筑后，车停在一幢黄色的二层小楼前，这是褚时健的家，也是他在山中办公场所。门前蹲着两尊古狮，几只公鸡在石狮脚下走来走去。
身着米灰色的套头衫、外面罩一件黑色马甲的褚时健缓缓走向我们，笑着和大家一一握手，然后招呼我们呼橙子。“褚橙”的确口感非凡，我们一行人都认为自己吃过最好的橙子，一张矮桌，四条长凳，褚时健坐在桌边。吸着玉溪烟，操着浓重的玉溪方言，一开口便说：“我们的橙子分成三个等级，特级品10块钱一公斤，市场上卖10多块一年，供不应求。”
我们问“当初为什么想起来承包果园呢？”褚时健低下头，想了想说，“心里不平衡，现在的国企老总一年收入几百万，上千万，我也不想晚年过得太穷困。另外我70多岁出狱，总得找点事做，让生活充实点。”这句话，在一个小时后他又重复一遍，说话时，褚时健的脸上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，眼睛则少有笑意。这丝微笑，就那样不深不地挂着，像是却波之后面对外界的某种展示。
指着桌上的橙子，褚时健有些得意，跟我们历数起这些年如何一年解决一个问题，改良士壤结构，发明了独特的混合农家肥，解决了灌溉、病虫害、口感等问题，市场反映，“褚橙”的口感已经不在美国进口的新奇士之下，甚至比口感略酸的进口橙更迎合中国的人口味。今天他要让橙子的色泽更鲜艳、手感更平滑。9年辛劳，2400亩从湖南引入的普通橙树在哀牢山中脱胎换骨。
我说，这是“微笑曲线”的一端—研发，褚时健点头表示同意，“另一端是市场吧，那个不用操心，把品质做好最重要，市场会求着你的。刚种橙子时候，不懂技术，出了很多问题，像第一个收获期，那么多树才收了14吨，那倒是让我睡不着觉。”褚时健做香烟的时候，技术也是零基础，从头摸索，跟技术员反复讨论，一点一点解决问题，种橙子亦如是，单肥料的配比就反复试验无数次。
失败倒没有想过
“你怎么知道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，能促出这样的橙子？你想过失败吗？”问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脑子里闪过一件事；褚时健年轻时候，在边纵打过8年游击，在一次战斗中，由于敌人火力过猛，上面命令撤退。褚时健不听，孤身一人在战场上寻觅一个多小时，找到了他二哥阵亡后的遗体。
这个问题让褚时健很自然地联想到当年做烟的经功，他语速缓慢：“失败倒没有想过，像我当时在烟厂的时候，我向省里提出贷款2300万美元，引进世界最先时宜的卷烟生产设备。有人说如果效益不好，还不上钱，说不定就要去坐牢了，那时，昆明卷烟厂对这个项目也有兴趣，但后来却不敢了，我想，香烟的品质和效率提高了，一年就能还上钱。后来项目的发展就是这样的，我对风险也是有评估的。
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，褚时健的话题又回到橙子：“农民太弱小，他们是无力承担风险的，现在园子里的两口之家，他们只要出两手，房子、肥料、树苗都是我出，按照公司的要求做，一年收入差不多6万左右，他们还可以自己养上几十只土鸡，几头猪。以前他们的年收入也就几千块钱，现在日子好过了，孩子上大学，学费也得掏得出。技术员年薪10多万，不比公务员差。
褚时健抽烟频率很高，很半小时就抽掉4支，不过每次都不抽完就掐灭了，他灭了烟又说：“农业其实也不好管理，他们才管你是不是褚时健。比如说，要想橙子品质高，必须先前就摘除一部分果实，农民舍不得，树长大了，空间不够，相互争夺阳光和养料，必须砍掉三分之一的树，农村也舍不得。不过，我们收果实有严格的质量标准，按照公司要求做的，收入明显提高，其他人也就跟着学了，以前做烟的时候，也是这样的，我们从烟田抓起，经农业种子、化肥，指导农民怎样种出一流的烟叶，高价购买烟叶，没有世界一流的烟叶，就做不出品质一流的香烟。
“搞人际关系，我不行”
褚时健做企业的最早经历是在“文革”时期，他曾经担任过嘎酒糖厂的厂长。谈起历史，褚时健脸上笔纹深了一些，像在说一个笑话：“我这个厂长是戴罪之身，摘帽右派”，打个比方，‘右派帽子’挂墙上，检查的人来了，就给我戴上，批斗我了，就戴着帽子走个过场。厂里有两路造反派互相打，他们都不舍得往死里整我。整个云南的糖厂都亏损，我那个镇办小厂一年盈利 30多万呢，别的厂100斤甘蔗榨9斤糖。我们能榨12斤。我们还把别人榨过的废料，要过琮再榨一次，尽管设备简陋，品质在当时还算好的，像蜡一样。”
面对为何成为右派这个问题，褚时健凝想了片刻，点上一友烟，悠悠地说：“1955年，我27岁时担任玉溪地区征署人事科科长”。我的上级常常暗示我替他做点违反原则、对个人有利的事，我听不懂。他说小褚你不懂事，反右的时候，我负责给一部分人定性，那时候反右是有指标的，我想不通，那结熟悉的人怎么可能是右派？指标越来越高，我工作越来越差，对右派手软的人肯定是右派，就去农场改造了。很多县级干部和我关在一起，他们想不开，整天唉声叹气的，我说有什么呀，这一年，我30岁。
在农村的日子，尽管全家生计艰难，和坐机关相比，褚时健反而觉得了很多，他说：“我是个不爱求人的人，搞人际关系，我不行，觉得心烦。”1979年，褚时健在嘎酒镇上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，他心想：“一切该结束了，我是搞经济、搞技术的，我们这些人又有用武之地了。”
“搞技术”的褚时健其实很懂得“分甘同苦”的道理，这个词本意是同甘共苦，做另一番解释也别有意味。他率先在玉溪烟厂工人中实行计件工资，有赏有罚，极大提高了效率，工人的工资有时甚至超过管理层，并曾经发生过多次工人翻墙进厂加班的事情，分配与激励是褚时健管理企业的一大利器，做烟种橙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。在种烟最红火的时候，作为烟厂的厂长，他觉得自己和其它高管也应该激励一下。他的这次率先尝试却把自己推向了一个巨大的漩涡，深陷铁窗，家破人亡。
“经历了那么多事后，你如何看待朋友？”听了这话，褚时健猛吸了一口气说：“
我在牢里的时候，心想我70多岩浆了，以后能不能活着出去，出去以后又靠什么生活？后来，我弟弟来看我，带了他种的橙子，我吃了一口，心想，味道还可以啊，要是能出去就种橙子吧，后来，得了病，身体状况很差，再不出去看病，估计就死在里面了，出来后，就想找点事做，消磨时光，处理我的案子旱，他们给我留了120万块钱，听说我要种橙子，几个有钱的朋友每人借给我几百万，加起来一共1000来万，他们说，就是给你玩玩，列没了也没关系，反正我们也用不着，到2009年，这些债务都还清了，还钱的时候，他们又不肯要利息。”
“我不上市”
2011年，褚时健的果园利润起过3000万元，固定资产超过8000万元，不过这些年的盈利，不是用于还债，就是变成水利建设等固定资产投入，最近褚时健又租了400亩山地，树刚种下，挂果还需要几年。
国内一家很有实力的投资公司专程托人问褚时健对上市有无兴趣，这家公司看好褚时健橙子的口碑和盈利能力，有意运作“褚橙”登陆资本市场。褚时健听了，连连摆手，“没这个心肠跟他们玩。再说，投资公司都要在上市后拿起股民一笔钱的，我85岁了，管不了几年，果园以后是要交给我孙子和她太夫的。说实话，他们管理销售还行，但没掌握种植技术，上市，我倒是拿钱，但亏了股民。我怕别人背后指指戳戳”。
褚时健随即和我们讨论起股市：“你们觉得中国股市正常吗？一只做酒的股票从两块钱坐飞机一样地涨到90多块。”“随便后，他做了一个坠落的手势，接着说：“央企不是很赚钱吗？它们给股民分过红吗”他用很慢的语速笑着说“我不上市”
“从2002年保外就医到现在快10年了，中国的商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，比如互联风公司现在发展很快，你在山中是否留意过？问题很长，回答很短，他说：我玩不了概念。”
后记
以前，褚时健管理烟厂的时候，想到烟厂上班的人挤破头，现在他管理果园，想在果园干活的人也挤破头。在管理烟厂的时候，褚时健采用了和烟农互利的办法，为了让烟农种出优质烟叶，他采用由烟厂投资，直接到烟田去建立优质烟叶基地的办法，并且把进口优质肥料以很低的价格卖给烟农。当时烟农有好多都富有，与烟农
“双赢”的烟厂，原料一天比一天好，竟争力一天比一天强，厂子最后变成了“印钞工厂”。而在果园，褚时健给每棵树都定了标准，产量上他定个数，说收多少果子就收多少，因为果子长太多会影响质量，所以多出来的果子他不收。这样一来，果农一见到较差的果子就主动摘掉，从不以次充好。
他还制定了激励机制：一个果农只要承担的任务完成，就能领导到4000元工资，质量达标，再领4000元，年终奖金两千多元，一个农民一年能领到一万多元，比到外面打工挣的还多。
